老舍在英美的日子

《骆驼祥子》中泼辣的虎妞,几乎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。回头看,她觉得自己与老舍有缘:“天意,没辙。”

  托林顿广场的居住环境差劲,老舍因此害了胃病。因为周末留在公寓吃饭,他屡遭饭厅服务员奚落。在英期间,老舍几乎从未摆脱孤独。

  《二马》结构与文字都进步了,但立意太浅,动机只是比较国民性,“至多不过是种报告,能够有趣,可很难伟大”。老舍谦逊地总结:“我的好处——据我自己看——比坏处少。”

  老舍逝世50年后,他的《四世同堂》要更新了。

  几年前,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,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发现了《四世同堂》的英文译稿。译稿主人是译者浦爱德。赵武平对英文译稿进行回译,译文十余万字,将刊登在《收获》杂志2017年第一期。

这一版本,比1982年马小弥的译本更全,也更接近老舍。不过《四世同堂》中文版从未全数发表,手稿部分散佚,英译本又略去许多内容,想找到最本真的《四世同堂》几无可能。

 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几方消息表明,有多家机构争取出版结合新译部分的全本《四世同堂》,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华书局最有希望。

  译稿面世处于一个微妙的时间段——2016年是老舍逝世50周年,按照著作权法,2017年1月1日,老舍所有作品都将转为公版。出版社出版老舍作品,不再需要支付版税。

  在《四世同堂》掀起波澜的同时,方旭排演的话剧《二马》也在北京上演。过去十年里,“老北京”方旭排演或参与了六部与老舍有关的作品。

  1946年,老舍应邀访美,待了三年多,《四世同堂》在那里完稿,并完成英译。往前二十多年,1924年,老舍第一次旅居海外。在英国,他开始写作生涯,完成了头三部长篇小说:《老张的哲学》、《赵子曰》、《二马》。

  《二马》讲述老马、小马两个华人在伦敦的境遇。老舍想用这个故事来比较“两国国民的民族性”。但在某种程度上,《二马》也可以视为老舍在伦敦见闻的投射。

  了解1920年代老舍在伦敦的境遇,对理解老舍显然必要。193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,他曾坦陈:“设若我始终在国内,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——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。”

老舍与夫人胡絜青、小女儿舒立。(东方IC/图) 

  “这不是个农业国!”

  1924年9月14日,在海上晃荡几十天后,舒庆春终于抵达英国。“德万哈”号客轮停靠在蒂伯里港,乘客们赶着下船,以便尽快奔前程。

  外国乘客需要检验护照,舒庆春等待了一个半小时。一同从上海过来的乘客,眼疾手快,早已走得零零落落。码头到伦敦市区二十多英里,通关后,他还得再坐半小时火车。

  车上,他好奇地眺望外头的英国田园:乌云稠密,底下地形起伏,绿意延绵不绝,偶尔闪过乡村房舍,间或有牛摇尾巴吃草,并不见庄稼。他暗自感叹:“这不是个农业国!”

  离伦敦越近,乡村景致越稀薄,房屋变得密集,墙面挂着烟尘,好像被熏过。在坎农街一下火车,他就看见了接站的易文思教授。两人坐地铁到利物浦街,把行李交给转运处,就找地方喝啤酒、吃点心。去了几个地方,伦敦给他留下最初印象:外面乌黑不起眼,可里面清洁、有秩序。

  易文思告诉舒庆春,住处已给他找好,就在自己居住的巴尼特——伦敦北郊的幽静市镇,合租者是舒庆春好友,作家许地山。舒庆春乐了:“见了他还有什么事做呢,除了说笑话?”

  两年前,在正直的满族牧师宝广林影响下,老舍于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,郑重启用表字“舍予”,取“舍己”之意。一度,他常征引宗教故事,来表铲除社会积弊等道理。

  在教堂,老舍结识了许地山,一见面就觉得“这是个朋友”,同时结识了担任牧师的罗伯特·易文思。易文思在燕京大学教书,不久因精神崩溃回国,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。在为担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的岳父物色中文讲师时,他想到了舒庆春。

  舒庆春到达公寓时,许地山就在屋里,正用钢笔在杂货铺账本上写字,原来是创作小说。他从美国拿了硕士,刚到伦敦,准备过段时间去牛津大学继续研究宗教。

  接下来近五年,舒庆春要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讲师,年薪250英镑。9月16日,舒庆春收到院长来函,其中列明工作细节,诸如每周最多20小时课程,并应允他可以使用“Colin C. Shu”这个名字。据日本学者日下恒夫考证,Colin是舒庆春的洗礼名,意思是“人民的胜利”。

  在伦敦,舒庆春开始了长篇小说创作。过了快两年,连载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期间,他开始使用笔名老舍。“老舍”和“人民的胜利”,未来会成为这个北京青年的生命关键词,就像这次跨海旅程,艰难颠簸,含笑带泪。

  “可以,往下写吧!”

  老舍,也就是舒庆春、舒柯林,虽做过小学校长、劝学员,但毫不宽裕。他从北京到上海的路费和二等舱船票,都由伦敦传教会预付。

  “有点像咱们八九十年代的出国热,所有人能走就尽量走,到外面去看看。”方旭揣度。

  初到伦敦,老舍与校方和房东都相处得和平,但许地山很快离开,使他的乡愁愈发浓烈。住了一冬,到1925年开春,老舍搬去城市西部的圣詹姆斯广场,那儿离著名的诺丁山和海德公园不远。

  1925年,易文思教授英年早逝;“德万哈”号客轮退役,废铁卖了2万英镑出头;满是殖民地丰饶物产的英帝国展览,继续于温布利公园举行;伦敦市区车水马龙,银行、企业总部等高楼大厦集中出现,报业、邮局等公共机构增长迅速。大战后世道总体和平,但殖民体系逐渐力不从心,经济持续疲软,失业率走高。

  老舍与英国人克莱门特·埃支顿同租一楼,后者正在东方学院学中文。他和埃支顿互相辅导语言,还帮对方翻译了《金瓶梅》。埃支顿是牧师的儿子,“一战”时做到中校,年近四十,以做业余教员为生,聪明、豪爽、多情。这个译本,因把露骨的性描写译为拉丁文而闻名。

  初版扉页上,埃支顿写道:“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!”但老舍对这段经历长期缄默。据老舍之子舒乙考证,他仅在一次于美国发表的演讲中提过这个英译本,并称赞《金瓶梅》是“明代最杰出的白话小说”。1954年,老舍更否认自己曾从事过翻译工作,即便他的译作有二十五六万字。

  埃支顿交游广阔,令老舍窥见伦敦底层社会。一位年轻工人,谈吐很好,却时常失业,是个社会主义者。有个可爱的小老头,通晓好几门语言,但找不到工作。有位老者,念了博士,常跟他们讨论东西方哲学,却只能帮人擦玻璃。老舍看到了“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”。

  在楼梯边的小房间里,老舍真正开始了创作。初写小说时,他没信心,给许地山念了几段。许地山回应:“可以,往下写吧!”三年间,老舍写出了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《赵子曰》,以及部分《二马》。三部小说,均获著名的《小说月报》刊载。

  1941年,许地山去世,老舍哀痛写道:“我总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岁,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岁,他必定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有说有笑,还能那样说干什么就干什么,永不驳回朋友的要求,或给朋友一点难堪。”25年后,老舍逝世,不知又换来多少同感。

  究竟也算上了种族主义的当

  1928年,老舍搬进伦敦市区的托林顿广场14号,写完了《二马》。1927年9月底,老舍见到了主编《小说月报》的郑振铎。

  作家张爱玲曾回忆母亲朗读《二马》的情景:“杂志每月寄到了,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,一面笑,一面读出来,我靠在门框上笑。到现在我还是喜欢《二马》,虽然老舍后来的《离婚》《火车》全比《二马》好得多。”

  《二马》写马氏父子一年的伦敦生活。老舍本意,是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,“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”。

  小马名叫马威,被老舍当做理想人物写,还嫌不够,又添上留学生李子荣,赞其为“心神健全的英雄”。两人合起来,善于学习,自尊自强,大概是中国的未来希望。

  马威的父亲马则仁是官迷,好面子,总觉得西方“俗气”。他一出船舱就摔了跟头,举止颇有点滑稽,似乎落后于时代,但并不像前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那样,唯利是图或浑浑噩噩。

  “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;若没有自己的子孙,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。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,面前只有个儿子。他不大爱思想,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。这使他很可爱,也很可恨;很安详,也很无聊。”老舍在《我怎样写〈二马〉》中写道。

  父子俩遇到许多文化冲击,还分头爱上了房东温都母女。朝夕相处中,温都母女也发现,马氏父子没杀人放火吃老鼠,还颇惹人喜爱。不消说,爱情终因种族主义成了悲剧。

  当时,描写华人恶棍傅满洲的小说,已在英美流行多时,续作还不断诞生。这类夸张角色,在英国文化中并不少见,更加深公众偏见。

  创作谈里,老舍写及英国人对中国的臆断:“脸黄的就是野蛮,与头发卷着的便文明,都是很容易说出而且说着怪高兴的;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语,许多污辱中国的电影、戏剧与小说,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。”

  老舍反省,自己做得“虽没这样坏,可究竟也算上了这个当”。他描写的英国人,平素照章办事,但无端心生恶毒。也写到不争气的同胞,像当众侮辱小马的留学生,砸马家铺子的群氓。

  早期作品中,老舍习惯直接利用人物表达观点。虽然读了很多英文小说,并自觉学习英国小说的结构与叙述,他在《二马》里仍抛开故事疾呼:“二十世纪的‘人’是与‘国家’相对等的:强国的人是‘人’,弱国的呢?狗!”“中国人!你们该挺挺腰板了,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!——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!”

  考虑到老舍在英国的生活,《二马》或许离他很近。托林顿广场的居住环境差劲,他因此害了胃病。他几次跟朋友宁恩承讲起,自己因周末留在公寓吃饭,而遭饭厅服务员奚落。在英期间,除了埃支顿,他只与几位华人交好,几乎从未摆脱孤独。

  在小说里,他描摹过小马的孤寂:“听着街上的车声,圣保罗教堂的钟声,他知道还身在最繁华热闹的伦敦,可是他寂寞,孤苦,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独身游荡,好像在荒岛上和一群野鸟同居。”

  小说寄出不久,老舍与伦敦大学合约期满,起身赴欧陆游历。

  临行前,老舍去了趟巴尼特,看望房东姊妹。妹妹正直勤勉,生活负担重,还要照顾有些精神障碍的姐姐,当时“背已很弯,发也有些白的了”。

  老舍拿着校方发的80英镑路费,在欧洲周游三月,在新加坡执教半年,攒足路费,终于回到故乡北京——当时已改名北平了。

 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那段英国时光对老舍的影响时,老舍长女舒济干脆地回答:“造就了一个文学家。”舒济记得,老舍非常喜欢莎士比亚和但丁。1970年代末,她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,编辑整理老舍作品。 老舍曾批评自己的许多作品。《老张的哲学》文字“还没有脱开旧文艺的拘束”;《赵子曰》结构强了,“可文字的讨厌与叙述的夸张还是那样”。《二马》更丰富,结构与文字都进步了,但没写完——原本可能有发生在巴黎的后传,且立意太浅,动机只是比较国民性,“至多不过是种报告,能够有趣,可很难伟大”。而且人物狭窄,大多是“中等阶级”的。

  他谦逊地总结:“我的好处——据我自己看——比坏处少,所以我很愿意看人家批评我。”

  “你们美军应该赶快退出中国”

  1946年秋天,在纽约附近的艺术家营地雅斗,日本作家石垣绫子见到了老舍。老舍身着西服,系着一条颜色素朴的领带,“与其说是个作家,不如说更像个教师”。在她眼中,老舍向大家打招呼很谨慎,“不是那种在众人面前喜欢多嘴多舌的人”。

  三十多年后,石垣绫子听说,老舍被恢复名誉后,话剧重新在北京演出,六天的戏票一小时就卖了精光。

  1946年3月,老舍与戏剧家曹禺结伴抵达美国。这次旅程由费正清夫妇促成,美国国务院出面邀请。一年里,他们结伴游历美国和加拿大,边走边讲课。两人关系很好,经费紧张时合租一块钱一天的屋子。周六,他们拎一瓶酒回去,喝一会儿就唱京剧。老舍拿手的是老旦和须生。

  因为1945年《骆驼祥子》英译本出版,成了畅销书,老舍受到热烈欢迎。曹禺说,美国人其实普遍不了解中国,从前只知道个孔夫子。

  他们体会到美国的先进,也发现它的另一面。他们去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保留地,下车就被一群贫困的印第安孩子围拢,兜售自制陶器。两人想在华盛顿请黑人作家吃饭,却被饭店门上的告示“禁止黑人进餐”挡驾。

  有次集会,一个美国人问他们,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。老舍一反常态正色回应:“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!”曹禺也惊讶。

  旅途中,老舍抽空去雅斗待了大约三周。每天早晨不到六点半,他就起床打太极拳,过半小时,就去森林中的平房闷头工作。

  他在美国读了很多书,尤其着迷于描写美国南方的威廉·福克纳。曹禺在一年访问期满后回了国,老舍则留在美国写作,最重要的是写了《四世同堂》的剩余部分,以及中文手稿散佚的长篇小说《鼓书艺人》。

  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为《四世同堂》写过书评,还推荐自己的文学经纪人戴维·劳埃德给老舍,兢兢业业地为他代理了十年著作权事务。在美国,老舍曾与《骆驼祥子》《离婚》的英译者伊万·金打过官司,后者实在喜欢给原作增删情节。

  最新发现的那部分《四世同堂》,就出自这段时光。有阵子,老舍白天与华人译者郭镜秋一起重译《离婚》,晚上与浦爱德一起译《四世同堂》。浦爱德是传教士的女儿,在中国出生长大,中文听说俱佳,却看不懂。老舍就把小说念给她,由她译成英文。

  问题在于,老舍念小说时,时常隔过几段。浦爱德的译稿实际与《四世同堂》原作仍有差异。但在第三部《饥荒》没有出版单行本,手稿又于“文革”遗失的情况下,由浦爱德译稿回译的《饥荒》,可能最为接近原作。

  离开雅斗,老舍还常招呼大家去吃中国菜,并亲自下厨。石垣绫子记得,1949年6月,天气很热,上海刚解放不久。老舍难得地情绪高涨,激动地告诉大家:“中国不久将获得新生了。”屋里挂着郭沫若手写的殷墟文字,他就着郭沫若的故事,讲述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。

  1948年,周恩来曾指示郭沫若、茅盾等一二十位文艺界人士,联名写信邀老舍回国。国民党方面也劝他赴台。1949年11月,他回到大陆,在灯市口西大街的丹柿小院住了下来。

老舍的大女儿舒济。在方旭的话剧经费产生困难时,舒济与舒乙解囊相助。(剧组供图/图) 

  笔下净是“老中国的儿女”

  1966年“八二三殴斗”转天,老舍自沉太平湖。沉湖细节众说纷纭,有说老舍怀抱《骆驼祥子》或《茶馆》手稿,但他的家人否认。

  作家汪曾祺与老舍素有往来。在198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《八月骄阳》中,他想象了老舍的最后时光。

  “园门口进来一个人。六十七八岁,戴着眼镜,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,礼服呢千层底布鞋,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,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……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,脸上气色也不大好。不过这年头,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。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,坐下来,望着湖水。”

  十二年后,老舍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,邓小平、李先念等领导人送去花圈,致悼词的是老舍的朋友茅盾。不过,火葬场当年直接遗弃了老舍的骨灰,骨灰盒中,据说是钢笔和眼镜等遗物。延续老舍生命的,是那些长久流传的作品。

  1980年,经导演陈达介绍,年轻演员斯琴高娃认识了导演凌子风。那时,她刚因处女作《归心似箭》出名。“你那小媳妇演得不错,这么着,你就演我的《骆驼祥子》吧。”没说几句,凌子风直接邀约。“干嘛逗我玩儿?”斯琴高娃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,自己吓得说不出话,只当对方说笑。

  没多久,斯琴高娃去吐鲁番拍戏,凌子风电话追到片场:“不能撂挑子,就是你了!”电影《骆驼祥子》反响热烈。片中泼辣的虎妞,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。回头看,她觉得自己与老舍有缘:“天意,没辙。”

  凌子风本想同时拍摄老舍描写女性悲惨命运的中篇《月牙儿》,但上级不松口:“别学日本的《望乡》,让年轻人学坏。”1986年上映的电影《月牙儿》中,凌子风担任了艺术顾问。

  到方旭排“老舍三部曲”(《我这一辈子》《猫城记》《离婚》),斯琴高娃成了艺术顾问。合作持续到《二马》。

  方旭和老舍结缘是在2007年。那年,方旭演了《骆驼祥子》片段。当时执导的人艺老导演苏民,已在2016年8月去世。此后近十年,方旭陆续改编、参与了老舍的五部作品。

  演《我这一辈子》时,方旭遇到一桩奇事。头轮演出,在北京蓬蒿剧场,演到张勋复辟,方旭得躺在地上打滚,把铺地的那一大块浆布卷起来,再从中钻出来。未承想,他发现自己钻不出去,空气越来越稀薄。他吓坏了,唯恐出“舞台事故”。

  最后,他挣扎出去,换身黑警服回到台上,张口一句“中华民国”。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从哪出来的,又吓到了。一瞬间,他有了“角色上身”的感觉,那是演员们期待的体验。往后,方旭不再有如此刺激的经历。

  《我这一辈子》是出独角戏,100分钟全由方旭自己撑。六年里,方旭体验了60场生死,演得“掏心掏肺”。2016年之后,他不演了,“演不动了”。

  最新排的是《二马》。《二马》的故事没那么精彩;东西方文化的碰撞,又不复当年那么激烈。方旭无从下手,纠结三个月,直至突然想起香港市民与内地游客的争端。互不沟通造成的矛盾,近百年后仍在重演。

  全剧开始是一阵进行曲,几个英国人读报:矿业罢工、伦敦地铁停运、球员性丑闻……话题突然转到中国人:“把中国人驱逐出境,还伦敦清净!”理由似曾相识:中国人出了国什么都抢,箱包、手表、电饭煲、奶粉……后来,有观众反映:若不是中国人在演,他们就要直接往台上扔东西。

  “泰晤士河里漂的都是死鱼,走在街上我们看不见彼此。我怀念北平,那里天是蓝的,空气清新。”回忆童年的中国生活时,牧师女儿凯瑟琳说道。台词听来不免讽刺。

  “这不是老舍原话,但我觉得放在这儿太合适不过,当年英国工业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,中国人早就看到了,应该有能力回避掉。依然没有,还是奔那儿去了。”方旭感慨。

  在学者赵园看来,《二马》是老舍“批判市民性格、批判造成这种性格的市民传统”的发端,这一“老舍主题”,在《离婚》中达到成熟。

  赵园的硕士论文《老舍: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———老舍小说初探》,是老舍研究的经典之作。“他们的生活目的,不在取得没得到的,而在小心翼翼保守住已有的:无论智愚贤不肖,他们多半没有‘非分之想’,不愿也不敢苟取苟得,他们聊以自慰的,是自己的知足,与世无争,是个本本分分的老百姓。”赵园形容老舍笔下那些“老中国的儿女”。

  2001年,老舍遗孀胡絜青去世。老舍大女儿舒济和儿子舒乙,都多年从事老舍作品的研究、整理工作。舒乙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。

  而今,伦敦圣詹姆斯广场的那处房屋,已被镶上示意“名人故居”的蓝色标志。

  (感谢关纪新先生对本专题采访的帮助)

来源:南方周末 作者:宋宇 编辑:吴堃  更新时间:2016-12-08 10:20:14【关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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